2024年中国全社会研发经费突破3.6万亿元，基础研究经费2500.9亿元，企业执行研发占比77.7%

近二十年来，中国的研发投入增长迅速。2024年，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突破3.6万亿元人民币，稳居世界第二，投入强度升至2.69%，已与经合组织平均水平相当，其中企业执行的研发占比达77.7%。从规模与结构看，这已属于发达国家水平的研发投入。然而，同年基础研究经费为2500.9亿元，仅占研发总额的6.88%，虽为历史最高，但仅为主要发达经济体平均水平（普遍在15%以上）的一半左右。

过去几十年，中国在多数制造与技术领域处于追赶位置，追赶者与领跑者对基础研究的需求不同。当制造业距科技前沿较远时，吸收他人已公开的基础知识是更经济的选择。但当进入追赶阶段后半程，可供借用的存量减少，突破前沿所需的源头知识只能自行生产。在此阶段，基础研究薄弱会制约应用技术与产业的上限，成为前沿突破的硬约束。基础研究的投入体制与研究组织方式，直接影响投入规模与效率。

基础研究经费主要来自政府、企业及高校科研院所的事业收入和捐赠。基础研究存在搭便车问题，产出难以排他、可反复使用，属于类公共品，私人回报低于社会价值，市场内在投资不足，公共财政因此成为主要出资方。中国基础研究经费较为单一，2012至2021年间，中央财政在全国基础研究经费中的占比平均高达84%，包括自然科学基金、国家科技计划、中国科学院及中央高校拨款，而地方财政科技投入主要集中在应用和产业项目。

企业并非完全不投入基础研究。从企业出资占本国基础研究比重看，日本和韩国在五六成左右，英美在三到四成之间，法国约两成，中国为6.5%，2019年则为3.8%。美国2022年基础研究投入中，联邦政府占40%，企业占37%，其余为高校自有经费及非营利、慈善机构。愿意投入的企业通常财务压力较小，多为在某一领域具有优势或利润丰厚的大型企业，如贝尔实验室、谷歌、索尼、三星等。中国亦有类似情况，部分大型央企承担国家科研攻关任务，而在市场化前沿竞争性领域，主要是民营企业在投入，如腾讯的新基石科学基金会、阿里的达摩院，华为聘请顶尖学者从事研究，幻方、宁德时代、百济神州等也在开展较前沿的工作。

企业投入基础研究的意愿取决于回报，包括研究本身转化为可独占产品、培养吸收能力、获得标准与生态主导权及声誉信号等。这些回报机制需要合适的产权与声誉制度支撑，否则易被过度搭便车，挫伤企业积极性。公共财政拨款的性质是花纳税人的钱办公共利益，行政机关既非出资人亦非受益人，省钱与办好事的动力均较弱。

科学突破的历史显示，胜出的常是边缘路线。深度学习曾几十年不入主流，mRNA技术奠基人卡里科1995年被降职、长年申不到经费，其论文后来成为新冠疫苗基础。CRISPR基因编辑的起点是看不出用处的基础问题。基础研究突破难以事先规划，知识高度分散，回报呈厚尾分布，少数极端成功撑起全部价值。

迈克尔·波兰尼在《科学共和国》中认为，应把研究判断交还给科学共同体。科学是无人能总揽全局却能自我协调、自我纠错的共和国，每位科学家只评判与自己工作相邻的部分，无数局部判断彼此交叠，声誉是约束过程的货币。同行评议是科学共同体的制度化身，能替代不存在的中立专家型行政机关。

连接主义AI在寒冬期时，加拿大高等研究院（CIFAR）资助了辛顿等研究者。CIFAR成立于1982年，专门资助长周期、非常规的基础研究。美国基础研究拨款多，包括NIH、NSF、能源部、国防部、NASA及私人基金会，各有偏好、互不统属；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不走同行评议，靠被充分授权、允许大比例失败的项目经理直接拍板。多个出资方、多套挑选逻辑并存，降低了有前景却暂时被边缘化的项目得不到资助的概率。

过去二十年，中国基础研究拨款机制有长足进步，如自然科学基金和社会科学基金。但这些机制仍面临困境。现任深圳医学科学院创院院长的颜宁，2014年9月在博客分享过一份失败的基金申请。她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，评审意见认可其重要性与研究实力，却因申请书缺少可行性方案而未中选。此前几个月，该研究核心成果已发表在《自然》上，反响极高，她也凭相关工作获赛克勒国际生物物理奖。她提出疑问，重点基金是否应支持有风险但重要的课题，而非只支持四平八稳、结果可预测的项目。

自科基金评审相对公平，无论中否，评审专家都会给出书面意见并反馈申请人。相比之下，社科基金通讯评审长期只打分、不提供书面评审意见，更难避免人情关系，其评审纪律反复明令申请人不得走访、咨询学科评审组专家，不得邀请专家进行申报辅导。2010年，施一公与饶毅在《科学》上联名撰文，指在中国争取大额科研经费，“关系”常比学术贡献更管用。自科基金评审严谨本身不算错，但若一切都要可预测、稳拿结果，高风险探索就无从谈起，如何在审慎与容错之间取得平衡是关键。

基金分配与学术评价彼此依赖。驱动学术机制的不是经费，而是承认和优先权。默顿对科学界的刻画显示，科学家把发现公之于众，图的是“第一个做出来”赢得的承认，配套成果共享、有组织怀疑等规范。抢先发表能换得信用与声誉，迅速公开披露成为理性选择，基础研究因此成为带正外部性的公共品。克雷布斯发现三羧酸循环的论文，1937年被《自然》以稿件积压为由退回，转投荷兰刊物才发表，这项工作让他1953年获诺奖。

同行评审的滞后与保守催生了预印本模式，如物理学的arXiv及生物医学预印本，让研究者即时、免费公开成果并主张优先权，正式评审随后补上。对已发表论文的有组织质疑在各学科持续发生，被查出数据造假的遍布各国、各层次机构，包括哈佛等顶尖学府。学术发表能自我更新，凭的是评价系统足够多元、足够能纠错。

要激发基础研究投入，可从三方面着手。在出资上，提高企业和基金会比重，需要让部分企业持续赚到钱、积累足够利润，并把知识产权保护和声誉机制做硬，使投入基础研究的能力与意愿同时具备。在组织与评价上，完善学术声誉与同行评价机制，这是推动基础研究高效展开所需制度环境中最难却最该补的一环。